于是，君子祭祀天地日月鬼神，并非因为敬，而是统治愚民之技巧而已。

但是现代一般人并没有作过这种精神修炼，更不曾证会心体和道体，因为无法在这一层次上分辨儒学史上谁已见道、谁未见道、或谁见道不明等等。他晚年想通过现代流行的学术分类以比较中西异同，才用了中国哲学的名词。

钱先生毕生致力于破除门户之见，更不肯自己另建门户，其更深一层的根据便在这里。此种主观的、单传孤立的、易断的道统观，其实纰缪甚多。但是双方的壁垒分明，则不容讳语。我们又可说它是一种易断的道统。自问薄有一得，莫匪宋明儒之所赐。

新儒家的道统观对于具有同样体证经验的人也许已是不证自明。《中庸》说：虽有其德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。[44] 程颢《识仁篇》说：仁者浑然与物同体，义、礼、智、信皆仁也。

生活即是存在、即是生存。[③]《孟子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这也就是毛亨《诗大序》所说的发乎情，止乎礼义[⑦]。庄子有事之情与人之情之分（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），主张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（《德充符》）[④]。

[34] 这是颇有道理的，因为李泽厚的思想根基其实是上个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实践本体论。（《诗论》[11]） （三）原初情感观念的复兴 从性→情观念到情→性观念的转向与复归，最显著地发轫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之中，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的儒学之中。

[49] 参见黄玉顺：《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——罗尔斯正义论批判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3年第8期。本来，喜怒哀乐显然是情感。在其早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中，他说西洋人是用理智的，中国人要用直觉的——情感的[20]。最近通过美国著名伦理学家斯洛特（Michael Slote）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这个中介，笔者对西方情感主义传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[47]《论语·阳货》：予（宰予）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 [48] 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纲要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5期。这就是荀子的基本思路。儒家一方面尊重爱有差等的生活情感的实情，然而另一方面却并不认为这是建构制度规范的正义原则，恰恰相反，儒家主张推扩、推己及人，例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等等，这才是儒家的正当性原则的精神。[⑤] 荆门市博物馆编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。

[22] 在他看来，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，而伦理关系，即是情谊关系，……伦理之‘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[23]。[25] 在他看来，人的存在亦即心灵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不是别的，就是生命情感。

例如，陈战国说：熊牟一系的儒者和冯蒙一系儒者之间区别的关键所在就是‘情感，这个我是认可的，觉得说得很深刻、很恰当。与我们这里的情感话题密切相关的是正当性原则。

（二）儒家形而上学的情感观念 经过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、进入帝国时代以后，儒家的情感观念发生了一次转折，即从情→性观念转向性→情观念。（《韩愈论》[⑧]）例如他诠释《系辞上传》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说：善者道之继，而指以为善则不可。[33] 不过，关于李泽厚的情本论可以讨论三点：（1）它出自美学思考。[13] 为此，梁启超称戴震哲学为情感主义[14]、情感哲学[15]。[48] 鉴于篇幅，这里只讨论中国正义论的最核心的理论结构：仁→义→礼。其中值得提到的，有朱谦之的唯情论[16] 和袁家骅的唯情哲学[17]，不过，都与儒学没有多大关系。

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，而是审美形而上学，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。那么，一个立法者若将这种立场贯彻到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之中，其制度规范怎么可能公正？许多反对儒家者正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攻击的。

[18] 梁启超：《中国韵文所表现的情感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，第4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。所谓中节是说的合礼，亦即合乎社会规范。

他这方面的代表作《情感与理性》（2002年）以及一系列文章，都在强调情感对于儒学、中国哲学的根本意义，认为儒家哲学就是情感哲学[24]。《子道》记载：子路入，子曰：‘由，知者若何？仁者若何？子路对曰：‘知者使人知己，仁者使人爱己。

[14] 梁启超：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，朱维铮校注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34-35页。在帝国时代的儒学中，上述性→情观念成为主流意识，但是，情→性的观念在儒学中从未绝迹。于是，儒家做到了任何一元论哲学所要求的一以贯之：用仁爱情感来阐明一切。不仅如此，这种性→情结构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，即与本→末、体→用的观念联系起来，成为从形而上者到形而下者的落实：性是本、体，情是末、用。

唯其如此，用以调节利益冲突的礼义才是必要的。但不论形而上者、还是形而下者，都是存在者，而非作为本源的存在。

此中节或合礼之情是达道，即形而下的大用。[19] 梁启超：《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，第5册。

[⑧] 苏轼：《苏轼文集》，孔凡礼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卷三，第113页。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…… 人见其禽兽也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是岂人之情也哉。

[32] 黄玉顺等主编：《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》，第43-44页。与此同时，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李泽厚最近提出的情感本体论。真正的本源乃是作为存在的生活。《论恻隐与同情》，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》2007年第3期。

孟子之于性，盖见其继者而已，夫善性之效也。[49] 儒家的正义论有一个基本结构仁→义，即仁爱情感为正义原则奠基。

此性发而为情，可善可恶，唯在是否中节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

[42] 在这个意义上，生活儒学也可叫做生活情感儒学（Life-Emotion Confucianism）[43]。  一、儒学历史上的情感观念 这里主要围绕情这个概念的用法，简要地叙述儒学历史上的情感观念。